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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東京專欄丨研判經濟形勢的關鍵因素

2022年12月03日 05:00   21世紀經濟報道

王東京

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挑戰,人們容易想到的原因,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;再有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中國,“卡”我們的脖子。這些當然是事實,有目共睹。但除了以上兩方面因素,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。

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,當前我國經濟面臨“需求收縮、供給沖擊、預期轉弱”等三重壓力。我曾撰文分析過,以上三重壓力中,“預期轉弱”是關鍵。由于預期轉弱,需求才逐步收縮;供給沖擊效應也才會放大。為了穩預期,按照中央部署,國務院年初推出了一系列相應的宏觀政策安排。

平心而論,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確實可圈可點。財政政策不斷加力提效:一方面調低了赤字率(2.8%),而退稅減稅達到2.5萬億元;貨幣政策穩健靈活:在擴大新增貸款規模的同時,進一步疏通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,降低了綜合融資成本,有力支持了實體經濟。

不單是我這樣看,最近讀其他學者的文章,大多也認為今年的宏觀政策適時適度,一致予以肯定性評價。然而令人不解的是,當前經濟形勢仍面臨較大挑戰。據官方公開的數據顯示:今年一季度GDP增長率為4.8%;二季度為0.4%;三季度為4.9%。前三個季度平均增長3%,顯然,與年初提出的預期目標(GDP增長5.5%)仍存在一定的距離。

宏觀政策對頭,可為何經濟活力仍顯不足?再換個角度看,我國有14億多人口,人均GDP達1萬美元,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,是全球最大消費市場;而且我國已具有最完整、規模最大的工業供應體系,擁有41個工業大類、207個中類,666個小類,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。照理講,面對需求收縮和供給沖擊我們有足夠的回旋空間。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?

也許讀者會說,與二季度以來一些地區疫情多點散發有關。而今年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已先后出臺“九不準”和“優化疫情防控20條”,明令不準層層加碼或一刀切。

由此看,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是短期的,而且會越來越小。那么導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大的另一原因究竟為何?在我看來,關鍵在于經濟活動中的人。經濟學講得清楚,在所有的生產要素中,人是最能動的要素。試想一下,要是參與經濟活動的人都有干事創業的動力,敢于擔當作為,經濟怎會沒有活力呢?

是的,研判經濟形勢不能就事論事,不僅要見物,同時也要見人。今年7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“讓國企敢干、民企敢闖、外企敢投”。這絕不是無的放矢,其言下之意是,目前一些國企的干勁還不足;有些民企的闖勁還不夠;有些外企對是否投資還在舉棋不定,需要盡快扭轉這個局面。

中央的研判無疑是對的。現在需要研究的是,為何會出現“三不敢”現象?只有先找到原因,才能對癥下藥。不瞞讀者,這幾年我自己做過一些調研,曾與不少企業家交流過,據我了解,三類企業的性質雖不同,也各有各的難處,不過歸結起來,癥結源于一些體制機制上。何以見得?讓我分別解釋:

有的國企為何不敢干?原因當然有多方面,但主要是人們對“三個區分開來”的理解不一致。比如對改革中的先行先試與“明知故犯”;探索性試驗與“我行我素”;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與違紀違法等,它們之間的邊界在操作層面究竟如何區分,尚待更具體的實施細則出臺。

部分民企為何不敢闖?我所知道的,是一些民營企業家缺乏安全感。無需諱言,現在社會上確實有人對民企抱有偏見,甚至利用個別民企出現的違法事件,整體否定民營經濟。對這些錯誤言論,中央曾嚴肅批評過。

最后再看外企。有些外企不敢投,其實也是事出有因。原因不外有二:一是美國試圖鼓動西方國家“與中國經濟脫鉤”,不確定因素增多;二是國內有些地區投資環境還有待進一步改善。

寫到這里,若讀者同意上面的分析,那么接下來的問題,是我們應該怎么辦?我在這里提三點建議:

第一,要鼓勵國企敢干,當務之急,是要抓緊研究制定落實“三個區分開來”的實施細則,并盡早頒布實施。有了實施細則,國企干事創業有章可循,自然不會再縮手縮腳。

第二,為支持民企敢闖,應繼續釋放毫不動搖鼓勵、支持、引導非公經濟發展的信號。

第三,為吸引外企投資,應不斷改善投資環境。一方面要堅定實施外資準入負面清單,落實好外企的國民待遇。同時,進一步擴大外商投資范圍,支持外企加大在中高端制造、研發、現代服務等領域的投資,優化服務流程,向世界展示我國堅持擴大開放的決心與誠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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